4月6日至13日，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卫生局10名工作人员借开会之名去香港、澳门旅游。被发现后，有关人员解释称：这次旅游不是公费旅游，是自费，主要错误是跟区政府撒了谎，长达8天不在岗。后来被纪检的同志问起来，不得已才编了去省卫生厅开会的谎话。对此，宝塔区纪委、监察局已就该事件展开调查。

        卫生局工作人员集体脱岗去香港、澳门旅游，被人举报以后，不仅不承认错误、整改问题，反而编造去卫生厅开会的谎言，开会的谎言被戳穿以后，又解释称是自费旅游。听完宝塔区卫生局慌不择言的憋足辩解，让人好气又好笑。尽管卫生局局长声称，各科室都留有工作人员值班，没有影响正常工作。但是纳税人供养的卫生局多达半数的公务人员集体脱岗旅游，显然不能自圆其说。如果卫生局长硬要说半数公务人员脱岗没有影响工作，我只能说卫生局机构臃肿、人浮于事，纳税人在当冤大头。我倒建议相关部门打破公务员铁饭碗，压缩该局人员编制，以提高工作效率，节约财政支出。

        笔者注意到，当地纪检部门已介入调查，据宝塔区纪委王副书记介绍：“调查的焦点在于他们的旅游花销是不是公款。经多日调查，情况已明晰，但还不便透露细节。”调查公款还是自费，无疑是界定公款旅游性质的重要标准，但是纪委调查的焦点集中于公款与自费，言外之意是不是说，自费旅游就不问责呢？那么，卫生局半数公务人员脱岗外出，算怎么回事？其他行业职工迟到、早退就可能丢饭碗，卫生局工作人员旷工长达8天之久，又“该当何罚”？何况，从宝塔区卫生局一再撒谎的做派来看，该局为了逃避问责，赶在调查组之前，订立攻守同盟，让公款旅游者补交旅游费用，“洗白”公款旅游的概率不小。纪检部门既已介入调查，又“不便透露细节”，恐怕难以服众。

        换个角度讲，即便宝塔区卫生局擅自出境公款旅游得到证实，相关人员因此被处理，除了有人“自认倒霉”，又能震慑住多少公款旅游者呢？

        近年来，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不少治理款旅游的政策措施。但是，在现实官场生态中，公务人员假借考察、开会之名公款旅游已是家常便饭。除了少数因意外曝光的公款旅游案例外，公款旅游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。像08年曝光的几起公款旅游事件，如果不是网友意外捡到旅行社遗失的出国考察清单，那些冠冕堂皇的公款“考察”根本不会曝光。像宝塔区卫生局集体赴港澳旅游，如果不是被人举报到网上，如果不是卫生局事先未向上级请示、汇报，又三番五次对上级撒谎，根本轮不到纳税人说三道四。在我看来，公款旅游只见油门不见刹车，原因主要有两个：与当前公款旅游大气候有关；相关制度未打到公款旅游的七寸。

        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，问责公款旅游罚酒三杯的例子屡见不鲜：山东滨州市工商局局长邵立勇，在2008年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在武夷山等地游玩，邵立勇被免职不久就被任命为威海市工商局负责人。广州海事法院原院长罗国华因公款旅游被曝光，不出两月当选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。公款旅游成本如此低廉，官员如何不去看望“南斯拉夫奶牛”？

        在我看来，要踩准公款旅游的刹车，除了依法查处被举报的公款旅游者以外，还有许多事情可做。比如，对公款考察实行公示制，接受社会监督。从考察的线路、行程到出访的内容与费用都公之于众。比如，限制考察审批权。对公款考察严格控制、层层把关，用制度的力量杜绝“师出有名”的变相公款旅游；再比如，紧缩财政预算，把公款考察有限的钱用在刀刃上。

        更重要的是，制度的威力来自于执行力。相关部门要升帐理事，动员亿万民众参与公款旅游监督，谁在公务考察中夹杂旅游私货，触及公款旅游高压线，就要坚决查处，从法律、纪律、经济多个层面让公款旅游者得不偿失。唯有制度到位，执行给力，才有望踩住公款旅游的刹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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